李韶九肃反事件的深度历史剖析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李韶九肃反这一事件宛如一抹沉重的阴霾，笼罩在红色苏区的上空，给那段波澜壮阔却又满是荆棘的革命征程增添了一份沉重的悲剧色彩。它不仅是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记忆，更是一面映照出当时复杂政治生态、社会矛盾以及人性深处种种幽微的镜子，值得我们穿越时光的重重迷雾，深入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深刻历史意蕴。

一、“AB 团”：神秘面纱下的真相探究

“AB 团”，这个在历史长河中激起短暂浪花却又留下诸多争议的组织，宛如一颗裹挟着重重谜团的幽暗星辰，悄然出现在大革命时期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之上。

1927 年 1 月，彼时的南昌，在北伐军的铁骑下刚刚从旧日的沉疴中挣脱，蒋介石，这位怀揣着独裁野心的政治枭雄，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江西这片充满革命活力的土地。他深知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犹如星星之火，正有燎原之势，而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内共产党人的影响力更如坚固壁垒，阻碍着他攫取权力的野心。于是，在其心腹爱将陈果夫的精心策划运作之下，段锡朋等党羽以 “庐陵同乡”、“北大同学” 的关系纽带为掩护，打着国民党新右派的旗号，秘密组建了 “AB 团”。这个组织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满身的阴谋与反动气息，其全称 “AB 团反赤团” 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来意 ——“反布尔什维克”，意图在江西这片土地上兴风作浪，破坏国共合作的根基，为蒋介石夺取江西国民党省党部领导权开路架桥。

“AB 团” 的成员们在蒋介石的暗中授意下，暗中活动，四处煽动反对联共、联俄、农工等政策的逆流，妄图将民主主义的光辉从这片土地上抹去。然而，革命的力量岂是他们这股跳梁小丑能够撼动的？江西的革命人民，如同嗅到血腥味的猎豹，迅速察觉到这股邪恶势力的存在。仅仅三个月后，1927 年 4 月 2 日，随着国共两党正式分道扬镳，一场正义的反击席卷而来。南昌的天空下，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领导的南昌人民携手，发动了气势如虹的暴动，一举捣毁了 “AB 团” 把持的省党部，那些曾耀武扬威的 “AB 团” 分子瞬间作鸟兽散，这个反动组织在历史的车轮下迅速解体，宛如昙花一现，仓皇谢幕。

但是，有趣的是，据 “AB 团” 的头目之一段锡朋后来的说辞，他宣称 “四二” 暴动后，“AB 团” 已经完成了蒋介石交给他们的反赤任务，按照国民党党纪以及当时风云变幻的局势，这个组织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土壤。他们还一本正经地把所谓 “AB 团” 解散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甚至在国民党的中央党务刊物上也煞有介事地刊登了这一消息。无独有偶，另一 “AB 团” 头目程天放在回忆录中也感叹 “AB 团” 寿命仅三月。

不过，单凭这些曾经的反动分子的说辞，未免有些片面。肖克将军的证言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更接近真相的大门。他询问过曾在中央特科工作、对敌情了如指掌的同志，得到的答复是 1930 年前后，他们基本掌握了敌人的情况，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AB 团” 这个特务组织。而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来的相关人士也证实，在他们的特务组织谱系里，压根儿找不到 “AB 团” 的名字。这层层递进的证据，仿佛一道道闪电，划破了笼罩在 “AB 团” 身上的神秘迷雾，让我们看清了它的真实面目 ——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被蒋介石利用，短暂登上历史舞台，企图在江西兴风作浪却迅速破产的反动组织，在 1930 年左右的所谓 “AB 团” 危胁，很大程度上是被后人误读、夸大，甚至是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的虚假幻影。

二、中央苏区肃反：从偏差走向灾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来到了 1930 年 2 月，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一场看似寻常却又暗藏风云的会议 ——“二・七” 会议在此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商讨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大计。这场会议，本应为赣西南和闽粤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照亮前行的道路，却在不经意间埋下了错误的种子。

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进行全面评估。然而，或许是当时复杂的革命形势让人人心生焦虑，或许是急于求成的心态蒙蔽了双眼，与会者们对赣西南党的状况做出了严重偏离实际的判断，认为党内潜伏着大量反革命势力，正严重威胁着革命的进程。在这种错误判断的主导下，会议轻率地决定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行动，一场原本旨在纯洁革命队伍的行动，却在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江西苏区率先拉开了肃反的序幕，而这场肃反的突破口，正是所谓的 “AB 团”。1930 年 6 月，赣西南特委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称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有 “AB 团” 嫌疑。赣西南特委立刻采取行动，将朱家浩抓捕归案。在当时紧张高压的政治氛围下，朱家浩经受不住各种压力，供出了所谓的一批 “AB 团” 成员名单。这就好比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场连锁反应就此开始。

特委按照名单，逐一抓捕相关人员，然后又从这些被抓人员口中挖掘出更多所谓的 “AB 团” 成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抓越多，“AB 团” 的影子似乎在赣西南的各个角落都能捕捉到。到 9 月，赣西南 3 万多共产党员中，竟有 1000 多人被清洗！

10 月 4 日，红军攻克吉安城，缴获了大量敌军物资。在这些物资中，一张 “AB 团” 的徽章和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格外引人注目。消息传到总前委，众人一片哗然，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于 14 日急忙致信党中央，报告了赣西南发现大批 “AB 国” 分子的紧急情况。

此时，国民党军队正摩拳擦掌，准备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深知军事斗争的重要性，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指挥战斗之中，无暇顾及肃反工作。于是，肃反的大权被下放至地方，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成为了肃反行动的关键人物。

李韶九，这个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被放大得有些变形的身影，他的一系列行动将这场肃反推向了更为惨烈的高潮。他秉持着对所谓 “AB 团” 威胁的过度恐慌以及对个人权威的过度自信，在红一方面军 4 万多兵力中，竟然整出了 4400 多 “AB 团” 分子。这些被冠以 “AB 团” 头衔的人，有的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 “AB 团” 这三个字，却在毫无防备之下，被无情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

三、“富田事变”：血雨腥风下的反抗

1930 年 12 月 3 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领政治保卫局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出发，踏上了前往江西省吉安县富田村的漫长征程。富田村，这个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因地处五县交汇之地而风光无限，一度成为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地方，此刻却在阴云的笼罩下，即将迎来一场血与火的浩劫。

李韶九一行人一路上风餐露宿，跨越白区与红区犬牙交错的复杂地带，耗费整整四天时间，于 12 月 7 日下午 3 点抵达富田村。一进村，李韶九就下达了命令，要求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他的士兵们如狼似虎地冲入建筑内部，将正在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了个结结实实，随后开始翻箱倒柜，搜查所谓的 “AB 团” 罪证，整个现场充满了杀气腾腾的肃杀之气。

紧接着，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工作。他摆出一副不容置疑的威严架势，根本不给被捕者辩解的机会，只许他们承认自己是 “AB 团” 成员，然后供出其他同伙的名字。倘若有人胆敢反抗，他便毫不留情地施加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地雷公烧香头”，将点燃的香火直接按在犯人的头皮上，那钻心的疼痛让人瞬间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点天灯”，把浸过油的棉花塞进犯人的耳朵、鼻孔甚至嘴里，点燃后，火苗在黑暗的五官通道里肆意燃烧，痛苦如潮水般涌向全身；对于女性，则是残忍地烧灼她们的下体，一时间，惨叫声、哀嚎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富田村的夜空，那场面宛如人间炼狱。

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 120 多名工作人员，从领导到普通职员，统统被抓。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在难以忍受的酷刑下，被迫供出二十军 174 团政委刘敌也是 “AB 团” 成员。此时已经是 12 月 8 日凌晨，李韶九又将矛头指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

就在李韶九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 月 4 日，总前委收到严刑逼供后得来的口供，意识到情况 “严重”，便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前往富田，加强肃 “AB 团” 的力量。古柏一行人于 8 日到达富田后，李韶九进行了一番人事安排，留古柏和曾山负责省行委肃 “AB 团”，命令陈正人带一排人去抓捕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自己则带着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 “AB 团” 分子。

9 日早晨，正当李韶九准备出发时，蒋军飞机突然来袭，在这一带进行轰炸。为了防止犯人趁乱逃跑，李韶九下令，将那些他觉得不那么重要的 “AB 团” 犯人匆匆忙忙地处决了一批，然后才带着队伍上路。

红二十军 174 团政委刘敌，此时正率领着独立营在前线浴血奋战，当他接到军部急信，让他火速返回军部时，满心想着的是部队打了胜仗，回去领慰劳品、补充兵源，哪料到等待他的竟是无端的猜忌与囚禁。一到军部，他就被当作 “AB 团” 要犯抓了起来，交由李韶九审讯。

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彼此之间还算有些交情。刘敌深知李韶九的为人，硬顶下去很可能会落得个悲惨下场。于是，他转换策略，用长沙话和李韶九攀谈起来，言辞间处处附和李韶九的观点，表现得极为配合。这一招果然奏效，李韶九渐渐放下了戒备之心，不仅不再视刘敌为 “AB 团” 成员，还对其表示信任，暗示将来二十军的大权可能会交给他，并派人送他回营。

刘敌回到营部后，向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讲述了自己的惊魂经历，三人越说越气愤，认定李韶九此次前来，绝非简单的肃 “AB 团”，很可能是总前委为了消灭江西党和部队干部而策划的一场阴谋。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行动，扣留李韶九。然而，血气方刚的张兴没有耐心等待刘敌计划好的时机，直接冲去军部质问李韶九。这一冲动之举，无疑是自投罗网，张兴一到军部，就被李韶九的手下扣押起来。

得知张兴被抓的消息后，刘敌立刻联合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了军部。在强大的威慑力下，他们成功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还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抓住，只是李韶九本人却在这场混乱中侥幸逃脱。

刘敌等人担心李韶九逃回富田后，会对被捕的省行委同志痛下杀手，于是立即带领 174 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地赶往富田。黄昏时分，他们抵达富田，迅速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救出了段良弼等被捕同志。此时，陈正人尚未归来，古柏、曾山等人趁着夜色匆匆逃离，只是误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当作 “AB 团” 分子抓了起来。

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这样在中国现代史的苏区篇章中，刻下了浓重而深刻的一笔，它就是令人闻之色变的 “富田事变”。

四、历史的回响：教训与启示的珍贵馈赠

当岁月的长河冲刷去历史的浮尘，回首李韶九肃反以及 “富田事变”，它们留给我们的，绝非仅仅是那血腥与暴力的画面，而是蕴含着深刻历史智慧的教训，宛如一座宝藏，等待着我们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去挖掘、汲取。

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历史的经验如同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提醒我们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 “法德并济” 真正落到实处，让科学发展观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构建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