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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阎锡山:复杂的立场与策略


小美发布 2025-06-25 00:57:41 阅读 9 字数 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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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之一,在复杂的局势中,虽有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但总体而言,其行为和决策主要围绕自保展开,同时也在自保的基础上寻求发展。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西、绥远等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标志着阎锡山获得了自1928年以来最高的军权。在他的领导下,山西成为抗日的重要战场之一。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了首场大捷;同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长达20余天,毙伤敌军万余人。这些胜利极大地提振了士气,也为阎锡山赢得了广泛赞誉。


然而,阎锡山并非全心全意地投入抗日。他在守卫太原时,曾试图让中央军承担主要防御任务,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尽管最终由他的嫡系将领傅作义进行了殊死抵抗,但太原还是在11月失守。此后,阎锡山领导下的抗日决死队继续进行游击战,但这支队伍实际上是由共产党和阎锡山共同领导的。


在 1933 年的长城抗战中,阎锡山初期对是否派兵入热河持谨慎态度。晋系将领集体商议后认为热河汤玉麟队伍庞杂,与晋军无感情,且晋热交通不便,派步兵越过察宋防境作战有困难,最终仅表达必要时出兵协助之意。这体现了他在出兵决策上首先考虑自身利益和实际情况,避免过度卷入战争而造成自身实力的损耗。


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阎锡山商议晋绥军出兵事宜时,阎锡山提出了诸多条件,如要求中央负责晋绥军出征的开拔费及后方设备等费用,解决留晋客军问题,恢复太原兵工厂等。在中央满足这些条件后,晋绥军才出兵参与长城抗战。这表明阎锡山在配合中央抗日的行动中,也极力保障自身利益,确保自身实力不受太大影响,并为后续发展保留资源。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阎锡山这句自喻,精准概括了他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困境:既需抵御日军入侵,又须防范蒋介石中央军渗透,同时警惕中共力量在山西壮大。这种“三方周旋”的生存哲学,使其抗战策略始终以自保为核心,发展只是服务于统治延续的手段。


1936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宣称“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这一主张表面上呼应全民族抗战呼声,实则暗含地域性防御逻辑:


军事部署局限本土:1935年起,他仅在山西境内修筑娘子关、平型关等国防工事,拒绝将军队调往绥远以外战场。


“相机撤退”的弹性原则:1937年天镇战役中,他先令李服膺“死守三天”,后密电“相机撤退”,导致天镇失守后日军屠城2300余人。为平息民愤,他将李服膺作为替罪羊处决,却回避自身责任。


阎锡山对国、共、日的态度始终随利益浮动:平型关战役前,他允诺八路军配合晋绥军作战,但目的实为“借中共之力保晋”。战役结束后,他迅速将周恩来提出的“战动总会”权限压缩,防止中共动员群众威胁其统治。


他默许晋绥军抵制中央军接管防区,1933年长城抗战时多次拒绝蒋介石让其主持华北军事的任命,以防中央势力渗透山西。


“守土抗战”的本质,是以山西为私产的地域保护主义。其边界清晰可见:抗战需以不损害阎氏统治根基为前提。


退守晋西7县后,阎锡山面临兵源枯竭、财力崩溃的危机。其应对策略极具地方特色:


将每3名壮丁编为一组:1人入伍(常备兵),2人务农(国民兵),后者需供养前者的家庭。这一制度虽解决兵员短缺,却导致晋西土地荒芜率超40%,农民负担激增。


在军中建立“铁血团”,官兵未入党不得晋升;社会层面设“民族革命同志会”,赋予特务密报权。1947年“三自传训”期间,仅两月即以“肃伪”为名乱棍打死3000余人。


强制推行一日两餐、粗布单衣的“克难生活”,官兵待遇不及国标1/4。默许商队从日占区走私棉花、药品,甚至以粮食交换军火,为晋绥军续命。


为换取喘息之机,阎锡山多次触碰对日妥协红线。赵承绶代表其与日军签订《基本协定》,约定“日方装备晋绥军30个团”,后因日方未履约而搁浅。日本投降后,他将1.5万日军编为“暂编第十总队”,军官连升三级并赐中国名(如元泉馨化名“元全福”),用于内战。


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主要以自保为主,通过谨慎出兵、对内维护统治稳定、对外周旋等手段保全自身实力和地盘,并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各种特殊机遇寻求发展。这种以自保为主的战略选择,既符合当时山西及阎锡山自身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他在复杂局势下的生存智慧和政治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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