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京师大寒、大疫，百姓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连仁宗宠爱的张贵妃也不幸染上疫病，于正月初八病逝。仁宗悲悼不已，对左右絮叨他与张贵妃的往事。入内押班石全彬迎合仁宗的心意，提议用皇后之仪为张贵妃治丧，其他内侍都附和，只有入内都知张惟吉说这事得问下宰相。

　　次日，仁宗说起石全彬之议，次相梁适认为不合礼法，首相陈执中、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诰王洙等人则不敢有异议。于是，这事就没得商量了，仁宗不顾礼法，下诏为张贵妃之丧辍朝七日。

　　正月十二日，仁宗又下诏追册张贵妃为皇后，赐谥温成。仁宗这么做颇有赌气的意思—梁适不是说“皇仪不可治妃丧”吗?御史官不是说贵妃只当“辍朝三日”吗?那朕就追册她为皇后好了。

　　然而，曹皇后健在，追册贵妃为皇后且以皇后之仪治丧不合礼法，所以枢密副使孙沔一再上疏反对。

　　台谏官当然也不认同，不过，仁宗心意已决，谁的话都不听。即便几位台谏官以辞职相威胁，仁宗也不搭理。

　　同日，仁宗下诏“禁京城乐一月”。显然，这位沉溺于悲痛的君主不希望在他哀悼温成的日子里听到民间的歌舞宴饮之声。

　　正月十九日，梁适奉温成谥册，于皇仪殿宣读册文。册文追述了温成生前的种种美德，表达了仁宗对她的无限哀思。

　　这日傍晚，仁宗宿于皇仪殿，最后一次陪伴温成。次日温成发丧，仁宗换上丧服，目送她的灵车出右掖门，暂寄葬于皇家奉先寺。

　　发丧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按预定仪式，要由孙沔读温成哀册，但孙沔坚决不读—根据惯例，正式的皇后发丧都由翰林学士读哀册，今天凭什么让一名执政大臣给追册的皇后读哀册?

　　孙沔在仁宗面前援引旧例，力陈二府大臣为温成读哀册万万不可，然后放下哀册告退。陈执中一听不大对劲，赶紧拾起哀册读了，这才完成仪式。

　　正月底，仁宗命太常礼院给温成立忌。礼官张刍等人不同意，因为没有给皇后立忌的前例。有人对陈执中说，其实太常礼院只有张刍一人反对。恰好这时张刍被发现犯了个小过错，陈执中便借机将他贬为监潭州税，颇有杀鸡儆猴的意思。

　　孙沔因指责陈执中为佞臣而与宰相撕破脸，也不想待在二府，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几个月后，梁适也罢相了，但与温成的丧礼无关。梁适罢相后，接替次相之位的是参知政事刘沆，也赞同追尊温成。

　　不过，仁宗给温成立忌并非没有阻力。直集贤院刘敞公开反对，“太祖以来从没为皇后立忌的，连太后也是如此，皇上怎能因私情而违礼制呢?”仁宗难以反驳，但他想到了解决办法—把太祖以前的皇后全部立忌，你们还反对个鬼啊!此举又遭到台谏官的强烈抗议，仁宗不得不作罢。

　　九月，温成的园陵即将建成，仁宗任命刘沆为园陵监护使、石全彬为园陵监护都监，主持温成的葬礼。御史官多次上疏反对宰相护葬皇后，仁宗都没理睬。

　　十月初六，陈执中率百官至奉先寺祭奠温成，仁宗辍朝一日。次日，温成下葬，仁宗登上西楼，望着灵柩送往园陵，忍不住怆然涕下，自制挽词为温成送行。

　　温成生前，起居用度颇为俭朴，也许是为补偿她，仁宗为她陪葬了很多奢侈品。谏官范镇上疏，说这么做徒劳无益，还不如将剩下的钱用于国家。这次仁宗没反对，想来他还不至于昏过了头。

　　仁宗又让翰林学士撰写温成的碑文，请知制诰蔡襄手书。蔡襄拒绝了，说这种技术活是待诏的职责，仁宗也不能强人所难。

　　仁宗还为温成立庙于城南，十月十六日，温成神主入庙，仁宗又辍朝一日。

　　次年正月，仁宗提出要去奉先寺拜谒先祖神御殿，其实是想顺道祭奠温成。台谏官猜出了仁宗的意图，纷纷劝阻，他只能作罢。

　　嘉祐四年(1059年)，同修起居注张瓌提出毁掉温成庙，仁宗不同意。嘉祐七年正月，有谏官说：去年夏秋之交多雨，以致酿成水灾，这都是皇上太宠温成造成的。都拿天灾来说事了，仁宗还怎敢固执己见?只好改温成庙为祠殿。

　　仁宗虽拥有三千佳丽，但对温成的感情无疑是特殊的，连曹皇后在仁宗心里的地位也不及她。

　　白居易一曲《长恨歌》，使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传颂千年，宋朝却没人给仁宗与温成写赞歌。这也许体现了宋朝士大夫与唐朝诗人旨趣的差异—唐朝诗人奉行浪漫主义，关注帝妃的悲欢离合;宋朝士大夫却奉行现实主义，唯恐帝王之爱逾越礼法。

　　也正因此，仁宗每道追尊温成的敕命几乎都受到反对，有时他也不得不向士大夫让步。而陈执中、刘沆等曲意逢迎的大臣则为士论所不齿，积极追尊温成的行为成了人生履历的污点，多年后仍被非议。

　　唐人柳宗元诗曰：“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仁宗对温成的感情，大概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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