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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朗特三姐妹:文学星辰为何过早陨落?



  19世纪的英国文坛,勃朗特三姐妹如三颗璀璨流星划破夜空,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成为永恒经典。然而,这三位文学天才的生命却如昙花一现——艾米莉30岁、安妮29岁、夏洛蒂39岁相继离世,最长寿者亦未及不惑之年。她们的早逝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折射出19世纪英国社会的医疗困境、生存环境与女性命运的交织。

  一、童年创伤:贫寒与疾病的双重烙印

  勃朗特家族的苦难始于母亲玛丽亚的早逝。1821年,夏洛蒂年仅5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留下6个年幼的孩子。父亲帕特里克作为牧师,收入微薄,家庭迅速陷入贫困。1824年,夏洛蒂与三个姐妹被送往条件恶劣的考文桥慈善学校,这里卫生条件极差,食物匮乏,冬季寒冷刺骨。次年,11岁的玛丽亚和10岁的伊丽莎白因伤寒相继离世,这场瘟疫如同一把利刃,斩断了勃朗特家族最初的希望,也给幸存的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留下终身阴影。

  考文桥学校的经历不仅摧毁了她们的身体健康,更塑造了她们内向、孤僻的性格。三姐妹此后几乎终身囿于约克郡霍沃思村的荒野与沼泽,文学成为她们对抗孤独的唯一武器。夏洛蒂曾回忆:“我们像囚徒一样被困在荒原上,唯有彼此和书籍能给予温暖。”这种封闭的生活环境,虽孕育了她们独特的文学想象力,却也剥夺了她们接触新鲜空气与阳光的机会,为日后的健康危机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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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医疗困境:放血疗法与结核病的双重绞杀

  19世纪的英国医疗体系仍处于黑暗时代。放血疗法作为主流治疗手段,其荒谬性在勃朗特姐妹的悲剧中暴露无遗。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开始,放血被视为“万能疗法”,直至1799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因放血性休克死亡,才引发质疑,但观念难改——1833年,法国仍进口蚂蟥用于放血。勃朗特姐妹生病时,常被医生施以放血、催吐等“治疗”,导致身体更加虚弱。夏洛蒂曾记录:“我发烧时,医生抽走了半升血,我几乎昏死过去。”

  更为致命的是结核病的肆虐。工业革命后,环境污染加剧,结核病在欧洲成为流行病,19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被称为“年轻人的强盗”。勃朗特家族中,弟弟布兰威尔因酗酒、吸毒导致免疫力崩溃,1848年死于结核病;艾米莉在葬礼当天感染肺结核,拒绝治疗,同年12月病逝;安妮于1849年5月因肺病去世。夏洛蒂虽未直接死于结核病,但1854年婚后因山间遇雨受寒,引发妊娠期并发症,次年去世。医生推测,她可能因长期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落后,导致免疫力低下,最终未能挺过风寒。

  三、生存环境:霍沃思村的“死亡诅咒”

  霍沃思村,这个勃朗特姐妹生活了大部分人生的地方,被称为“英格兰最短命的地方”,人均寿命仅25岁。村子位于约克郡荒原,气候寒冷潮湿,冬季漫长且多雾,卫生条件极差。夏洛蒂曾抱怨:“这里的空气像毒药,让人喘不过气。”1848年,她试图带安妮去海边疗养,但安妮未及抵达便病逝途中。

  家庭的经济压力也加剧了她们的健康危机。三姐妹靠做家庭教师和写作维持生计,收入微薄,营养匮乏。夏洛蒂曾描述:“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黑面包和稀粥,偶尔有点黄油就是奢侈。”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她们体质虚弱,极易感染疾病。此外,她们终日伏案写作,缺乏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抵抗力。

  四、精神压抑:文学天才的孤独宿命

  勃朗特姐妹的早逝,亦与她们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她们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严格限制在家庭领域,写作被视为“不务正业”。为了出版作品,她们不得不伪装成男性笔名——夏洛蒂用“柯勒·贝尔”,艾米莉用“埃利斯·贝尔”,安妮用“阿克顿·贝尔”。这种压抑的社会环境,使她们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

  艾米莉一生未嫁,性格孤僻,常独自在荒野中徘徊,她的诗歌中充满了对死亡与永恒的沉思。安妮温婉柔弱,却因肺病长期承受病痛折磨。夏洛蒂虽与牧师尼科尔斯结婚,但婚姻仅维持9个月,她因妊娠期并发症去世时,腹中胎儿尚未出生。她们的文学创作,既是才华的绽放,也是对现实苦难的逃避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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