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莲峰居士。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建隆二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没有年号,世称李后主。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前期词多写宫廷享乐生活,风格柔靡;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题材扩大,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
历史上建都金陵的亡国之君有很多,李煜也是亡于金陵的末代君主;但是,李煜亡国的原因应该具体分析,就南唐国来讲,其不亡是不可能的。七夕夜,他望着明月写下《虞美人》,不料竟成催命符——宋太宗赵光义派人送来牵机药,让他以扭曲的姿势痛苦离世。这场景像极了他词中预言:"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大多数认为宋朝灭南唐的形势已定,李煜继位,也只能采取消极守业的政策。尽管李煜时的南唐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其毕竟维持政权达15年之久,而且在他被俘的日子中始终时时不忘故国,心系故土,从未心归宋朝,终至客死他乡。
但是从南吴的建立者杨行密角度来看,杨行密可以和鼎盛时后梁朱温打得有来有回,形成了恢复晚唐的强大政治同盟,面临的局面不比南唐更好,但是最终奠基之吴国,实现由藩镇向王国的转型,南方割据势力与北方中原政权并存的局面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煜和其家族自身的问题更大。
南唐被灭国,虽说坚持了十五年之久,但是这十五年还是宋太祖未腾出手来收拾南唐,一旦决定灭国,正面战场只用了两个月就消灭了南唐精锐,一年围困金陵,最终李煜请降南唐灭国。
那么为什么说南唐不像其它南方政权,大多会假设只要在某方面改进就能避免亡国,如南明,普遍认为若南明政权能够抓住机遇,整合内部力量,利用外部形势,那么其灭亡进程或许能够延缓,甚至出现局部转机。如南宋,在宋高宗的努力下继续延续了宋朝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让李后主的悲剧不可避免。
首先,南唐得国不正,南唐的覆灭并非始于李煜,而是其父祖两代政策失误与时代大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南唐开国君主李昪(徐知诰)虽以恢复“唐”国号为名,但其政权本质是篡夺吴国的产物。政权迭代在历史上都不少,南唐开国君王徐知诰做的却让人诟病,以致让宋灭南唐成为正义之举,虽然后来多认为宋太祖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统一全国之意,但是当时天下普遍认为南唐缺少道义支持。
李昪做了皇帝以后,当然也担心杨家的人会起来复辟。所以李昪命人把杨行密的后人全部集中在一起关起来,不允许杨行密的后人和外界有任何来往。但是时间长了,人终究需要考虑繁衍的。结果杨行密的后人们,只好有了一些违背伦理的行为——比如堂哥娶了堂妹之类的。其实这也是李昪的一种羞辱——如果觉得有隐患,还不如直接清洗掉。毕竟,刘裕大帝也清洗过司马懿的后人。李昪毫无疑问,有一种恶趣味的心理。当然有人会说,或许李昪是打算树立一种宽待前朝宗室的名声。但是天下人并不傻,哪里会不知道杨行密后人的遭遇?杨行密后人的遭遇不能让人觉得李昪大度,反倒会觉得李昪恶毒。李昪的想法是让杨氏在吴名节扫地,但是当时吴人多可怜和同情杨氏宗族。
但是,南唐朝廷对杨家的迫害,并没有到此为止。到了中原进入后周柴荣统治期间,周世宗可怜杨家后人,让南唐把杨家送到后周。李璟担心杨家会在后周柴荣的支持下复辟,于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杨家人杀了个一干二净。终究,杨氏吴国的宗室没能躲过被杀光这个命运。最让人悲愤的是南唐徐知诰是杨行密行军路捡到的,让心腹徐温收养,杨行密南国第一人,阻止朱温南下,让江南几十年平安安定。从杨氏吴国的结局来看,李家人也并不厚道,甚至颇为歹毒。李后主因为文采过人而得到后世怜悯,那么,杨家人的遭遇,又有几个人记得?这就是南唐原罪。
其次,李煜的性格特质与政治困境所致,作为一位文人君主,李煜的悲剧性在于其个人才能与时代需求的错位。他自幼被迫卷入皇室权力斗争:其兄李弘冀为保太子之位毒杀叔父李景遂,李煜为避祸伪装隐士,以“莲峰隐士”自居,实则韬光养晦。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矛盾的性格——既怀儒家济世理想,又具道家避世倾向。导致在遇到现实问题时,常常把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幻想。
他在《破阵子》中写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却未能将这种家国情怀转化为有效战略。当宋军兵临金陵城下时,他寄望于佛经退敌,甚至幻想吴越国能因“唇亡齿寒”而相助,最终外交书信反被吴越王转呈宋廷。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凸显了文人君主在乱世中的无力。
李煜继位时,南唐的经济已因长期战争和李璟时期的扩张政策而陷入困境。其父李璟在位期间,多次对外用兵,消耗了大量国力。淮南之战后,南唐失去了重要的盐产地,不得不花费巨资向中原政权购买食盐,财政负担沉重。李煜虽采取了一些轻赋宽刑的措施,如减免税收、免除徭役,但未能持之以恒。他推行的货币改革,如大量发行铁钱,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此外,李煜广建寺院、普度僧尼,浪费了大量资财,使本已脆弱的财政雪上加霜。所有后来有"吊民伐罪"一说。
最后是外交和军事采取了矛盾的策略,李煜在位期间,采取了向北宋纳贡称臣的外交策略,试图通过妥协来保全南唐的社稷。他多次派遣使者向北宋表示臣服,甚至去除唐号,改称 “江南国主”,贬损仪制,撤去金陵台殿鸱吻。然而,这种表面的臣服并未能换取北宋的信任,反而暴露了南唐的软弱。同时,李煜暗中又募兵备战,这种矛盾的外交策略使南唐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南唐过于依赖长江天险,未能在关键地段部署足够的兵力,也没有制定有效的防御计划。当宋军在采石矶架设浮桥渡江时,南唐守军竟误以为宋军是例行巡江,未加防范,导致宋军顺利突破长江防线。在战争过程中,李煜又未能及时组织有效的援军,朱令赟率领的 10 万湖口军在皖口之战中因风向突变而自溃,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断,最终城破投降。
开宝七年(974 年),宋军正式出兵南唐。曹彬率领的水军顺长江东下,连克池州、铜陵、当涂等沿江重镇。李煜派遣郑彦华、杜真等将领率军迎战,但因兵少力单,互不协同,先后被宋军击败。在采石矶之战中,宋军成功架设浮桥,渡过长江,对金陵形成包围。李煜虽然组织了多次反击,但均以失败告终。朱令赟率领的援军在皖口之战中因风向突变而自溃,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断。开宝八年(975 年)十一月,金陵城破,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
李煜被俘后,被北宋封为违命侯,软禁于汴京。他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失去了自由和尊严。他在给旧时宫女的信中写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表达了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宋太宗赵光义对李煜心存猜忌,派专人监视他的言行,甚至多次羞辱他。
在软禁期间,李煜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如《虞美人》《浪淘沙》等,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思念和对现状的无奈。这些诗词虽然艺术价值极高,但也引起了宋太宗的不满。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七夕,李煜在汴京写下了《虞美人》一词,其中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等句被宋太宗视为对故国的怀念和对现状的不满,最终导致他被赐毒酒而死。
李煜的悲剧绝非偶然,而是南唐政权结构性缺陷、北宋统一大势与个人性格三重因素交织的必然结果。他的词作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其将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碰撞,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之隐喻。当我们在“问君能有几多愁”中感受诗意时,也应看到:在权力更迭的冷酷逻辑下,李煜的结局早已被写进历史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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